在抗战胜利已经62年的今天，日本的极右势力仍然否认侵华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。我在整理父亲生平材料时，发现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贝德士信函，是经由我父亲传递给国民政府当局的。今予披露，使我们认识到敢于在腥风血雨中救助中国难民、并视“揭露暴行乃是一种道德义务”的国际友人是多么可佩可敬，屠杀30万以上中国军民的日军是多么可恶可恨!
　　父亲黄溥(1896—1982)，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，是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。他两次自费留美，获教育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，先后两次担任中学校长共约10年，3次出国考察欧美和日本、印度等国的中等教育，从事大学教育工作50余年，历任大学教育学院院长、副校长，3次代理大学校长。在担任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期间，校长韦卓民被邀出国讲学和休假，学校董事会第二次推举父亲代理校长。1937年6月，他刚主持校务工作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“七七事变”，全面抗战爆发了。父亲一面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，组织维护学校的秩序和财产安全，8月以后又请民工修建防空洞；一面主持日常的校务工作，坚持既定的教学计划，一面抓紧完成基建收尾工程。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形成，武汉民众抗日热情高涨。父亲请周恩来、郭沫若等名人来校作抗日形势报告，更加激发了学生们的抗日热情。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，组织成立了武昌火车南站救护站，救护路过的负伤战士。因救护工作突出，受到武汉政府的嘉奖。
　　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向西逃难的人源源不断地经过武汉。1937年8月15日，战火还刚刚在上海燃烧，南京即遭到日机轰炸。从9月到11月，日机经常像黄蜂一样布满南京天空，进行毁灭性的大轰炸。日机不仅对军事目标，而且对南京城内的商业区、居民区、文教卫生设施，以及文化古迹等非军事目标也都列为摧毁对象。11月13日上海沦陷。南京政府迁往重庆，各机关、企业、大专院校也都纷纷南迁。南京大学、金陵大学南迁的师生大都拥进武昌华中大学暂住。12月13日六朝古都南京沦陷，武汉受到了极大威胁。父亲多次召集学校评议会讨论时局，议定对策。多数教授认为，日军南进武汉至少还得半年时间，所以会议决定，克服困难如期完成本学年的第二学期教学任务，然后南迁。
　　南京失陷后的消息传来，全国震动。1938年2月初，一艘美国军舰驶抵汉口，给父亲捎来一封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信函。这封著名的1938年1月10日信函，是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(Mr.MinerSearreBates。1897—1978)向外界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一份极其重要的信函。美国人贝德士1920年7月到南京金陵大学政治、历史等系任教，直到1950年才离华返美。1937年8月以后，日军进攻上海、南京，金陵大学西迁四川成都，贝德士奉陈裕光校长之命留在南京守护校产，并经董事会决议给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名义。南京沦陷前后，他与金大社会学系史迈士教授，以及校外人士约翰·H·D·拉贝(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)、费吴生、马约翰等20多位外籍非官方人士，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(以后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)。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之一，并担任该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。
　　贝德士和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国际友人，做了大量救济难民与对外揭露日军暴行的艰巨工作。他们目睹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掳的暴行，无比愤慨。他们以辩论、恳求乃至自己的躯体，在刺刀与牺牲者之间从事难民工作，夜以继日地救死扶伤，把难民集聚于庇护所，并且为安全区内7万难民谋求食物和栖身之所。他们日复一日地前往日本驻南京大使馆，递交他们的抗议、呼吁，并逐日记录和填写日军暴行的表格。德国人拉贝和费吴生每天写日军暴行日记，史迈士教授和马约翰还拍摄了许多日军暴行的照片。贝德士以他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